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2(关于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2的简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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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“东坡境界”——读《苏东坡突围》有感 从前在学习《赤壁赋》一文时，老师曾提到过：本文采用诗赋传统的对话手法，即主客问答方式。也就是说，文中的“苏子”，是苏东坡本人无疑；而那位感伤无常的“客”，却不是别人，而也是苏子复杂内心的另一面。初时我颇为不解：一向旷达豪放的东坡，不是有着“拍手狂歌”的天真罄露，有着“乘风归去”的超然出世么？为何竟怀古伤今，也慨叹起“吾生之须臾”来？ 直至读完秋雨先生《苏东坡突围》的文字，才顿悟那凄然的箫声后是怎样的伤痕累累。虽说豁达乐观如苏子，必不以一时遭遇自伤；但人岂是无情之物？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茕茕孑立于天地之间，无处呐喊，那是怎样的一种苍凉。 身边的繁华似潮水般退去，往昔的得意如梦一般消失得不留痕迹。只有眼前南国的山水，静默，静默，提醒着生活的继续。强烈的反差，巨大的转折，往往最能体现文化大师和“文化群小”的本质区别。烈火不会毁灭真金，而只会让它更加光彩夺目。清贫得不能再清贫的生活，寂寥得不能再寂寥的山水，和苏子本人以及他的遭际一起，用智者的沉默，把文化酵得愈醇愈浓。 寂寞让世人难耐，只有智慧之人，才能体味到这寂寞中的清纯和朴实；荣华惹世人追逐，只有高洁之人，才能看透这荣华背后的无奈与疲惫；灾变令世人痛苦，只有明达之人，才能领悟这灾变之外的永恒与淡然。智慧如苏子，高洁如苏子，明达如苏子，才能由挣扎而超脱，由突围而升华。苏东坡也是凡人，强忍着割舍不下的亲情，背负着众叛亲离的愤懑与无助。但就因为他心如明镜，清澈无邪（实际上这正是他遭人嫉恨的一个原因），他才看清了自己的过去：过去的命运如浓雾一般，氤氲而轻灵；虽然如此曼妙，却抓不住，摸不着，反倒遮蔽了自己的双眼，文饰了一切奸邪与险恶。现在浓雾终于散去，往事已成过眼云烟，苏子的世界，只剩下眼外清明的天，和脚下一望无际的土地。我想，此刻苏子的心情，一定是失落而又庆幸、痛苦而又欣喜的——因生活的巨大落差而失落，因看清了世人世事而庆幸，因洗不清的冤屈而痛苦，又因重获新生而欣喜。彻悟之后的苏子，正如他头顶的青天一样清明、宽广、超然，也如他脚底的土地一般纯粹、无华、朴实。 滔滔之水由天际跌入谷底，却形成了磅礴的瀑布，惊天地，动乾坤！ 唯有一点与秋雨先生的观点不同。先生以为，苏子的成熟，是敛住了锋芒；而我以为，苏子的成熟，正是坚守了锐气！ 先生是否听说过道家所信奉的“人生三境界”呢？ 风就是风，雨就是雨，这是初入世之人的天真； 风已不是风，雨已不是雨，这是为世俗所累、急欲遁世的高节之士的心境； 风还是风，雨还是雨。只是风、雨、天、地、人，已浑然融为一体。这是大彻大悟之后的笑对人生，是悠然于“入世”与“出世”之间的恬淡潇洒，是物与我皆忘的大智若愚，是忠实于心灵的信念坚守。 苏子之幸，幸在他及时地迈进了最高境界。 他的锐气，已不再是小小的锋芒，而是蕴藏于厚重之中、洋溢于旷达之间的不竭内力；而正是这并不显山露水的内力，让苏子的文章如奔涌的热血，随着时代的脉搏，一波一波地，向后世涌进。 苏子的突围，不仅是生命对压迫的突围、文化对时代的突围，更是他的心灵对自我的突围。当潮流洗去了偏激，潮流才能成为主流。 看啦，那腾腾奔涌、万世不竭的赤壁之水，又向我们滔滔而来了！

要"苏轼"的简介

苏东坡博学多才，心高气傲。苏东坡年轻时读了一些书，颇为自负地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幅对联：“识遍天下字，读尽人间书。”苏轼啊苏轼，天下的字知多少？人间的书有几何？中国上下数千年，多少个朝多少个代，有多少种古文字？纵横960万平方公里，56个民族，又有多少种语言，多少种文字？试问“识遍天下字”的人，还敢以“识遍天下字”自居吗？这太多太多的字所组成的太多太多的书，还有人敢说读尽了吗？后来，一位老者拿出一本书给他看，他却一字不识，窘得满脸通红，忙把对联改成“发愤识遍天下字，立志读尽人间书”，用以自勉。显然，苏东坡从老者无声的教诲中认识到学海无涯、学无止境的道理。从此，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读书、学习，最终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文毫。是啊，学海无涯，只有“苦作舟”，才能获得成功的希望。

就是这个故事，有人说这个故事是杜撰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！

苏轼

（1037～1101）

宋代文学家、书画家。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。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。

生平

与思想嘉佑元年（1056），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，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，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。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，他扶丧归里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初还朝任职。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，请求外调，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地方官。革新除弊，因法便民，颇有政绩。元丰二年（1079）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。侥幸被释后，谪贬黄州。元佑元年（1086），旧党执政。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等职。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。元佑四年，出知杭州。六年召回，贾易等人寻隙诬告，苏轼请求外任，先后被派知颍州、扬州、定州。这期间，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。绍圣元年哲宗亲政，新党得势，贬斥元佑旧臣，苏轼被一贬再贬，由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、惠州，一直远放到儋州（今海南儋县）。直到元符三年（1100）宋徽宗即位，他才遇赦北归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七月死于常州。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，他把儒、佛、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，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。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、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，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。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，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，仍然坚持着对人生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；另一方面，齐生死、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。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，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。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。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，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，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，讲究风节操守，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，又不得志于元佑，更受摧折于绍圣。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，扩大视野，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。

文学成就

苏轼对文艺创作，倾注了毕生精力。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，反对“贵华而贱实”，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。他认为为文应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”，“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（《答谢民师书》），要敢于革新独创，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（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）。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，他用“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，能使是物了然于心”，进一步“了然于口与手”来解释“辞达”（《答谢民师书》），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。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，在诗、词、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。

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多采。同情人民、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。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。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，如《次韵章传道喜雨》、《答吕梁仲屯田》、《石炭》、《秧马歌》、《游博罗香积寺》等，表现了人民的痛苦，针砭了时弊，情真语挚，朴实无华，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，多所开发，取材广泛，命意新颖。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，艺术价值最高，最为脍炙人口。《游金山寺》、《望海楼晚景》、《望湖楼醉书》、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等诗，描绘了长江夜色、江南晴雨、西湖胜景；《登常山绝顶广丽亭》、《百步洪》、《登州海市》等诗，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。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，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。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，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。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，发人所未发，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。如《题西林壁》、《琴诗》、《泗州僧伽塔》等篇，即景寄意，因物寓理，意在言外，余味不尽。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，体现出不畏逆境，傲视磨难的精神。此外，苏轼写过不少品诗、题画、鉴赏书法的诗歌，如《读孟郊诗》、《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》、《石苍舒醉墨堂》等。苏诗奔放灵动，逸态横生，才思四溢，触处生春，艺术上别开生面，成一代之大观。苏轼体察敏锐，诗笔爽利，无论描写风光、物态和人情，都可做到写物传神，颇饶情韵。苏诗想象丰富，奇趣横生，比喻新颖贴切，引人入胜。苏诗有时直抒胸臆，议论英发，文思如潮，极富气势。苏诗的议论化，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，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，又由于应酬赓和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；矜才炫学，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，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。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，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。他的七古波澜壮阔，变化莫测，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，妙笔驰骋，奇气横溢。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，词清味腴，以自然入妙见胜。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，气韵天成，格调流丽圆转，略与白居易、刘禹锡诗风相近，而更为奇警。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，五律五绝不多，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，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。

在北宋词坛上，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，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，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。从今存三百四、五十首东坡词来看，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。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，不仅用词写爱情、离别、旅况等传统题材，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、农村生活、贬居生涯等，扩大了词境。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，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，如（江城子）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等篇。苏轼在词中，更多地倾入自我，表现个性。（满江红）“江汉西来”即景怀古，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；（定风波）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借日常生活小事，反映不畏坎坷、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。而在徐州写的五首（浣溪沙），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，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，描绘了黄童、白叟、采桑姑、缫丝娘、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。可以说，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，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。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。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，格调大都雄健顿挫、激昂排宕。如（八声甘州）“有情风万里卷潮来”，笔势如突兀雪山，卷地而来。

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，始于苏轼。苏轼把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改写成（哨遍），将韩愈《听颖师弹琴诗》，括成（水调歌头），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。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，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，有的还系以小序，小序长者达数百字，文采斐然，颇能引人入胜。苏轼以诗为词，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。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。有些作品浮想联翩，逸兴遄飞。如（水调歌头）“明月几时有”、（念奴娇）“凭高眺远”、（满庭芳）“归去来兮”等，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、李白，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。在语言和音律上，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。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，兼采史传、口语，以清雄见称，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。他重视音律，但不拘泥于音律。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，除了“大江东去”一类壮丽词外，另一些作品，或清旷奇逸，或清新隽秀，或婉媚缠绵，都各具风韵。如（江城子）悼念亡妻，一往情深；（水龙吟）咏唱杨花，幽怨缠绵；（蝶恋花）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，风情妩媚动人。

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，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，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，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。谈史议政的论文，包括奏议、进策、史论等，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。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，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、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。如《进策》、《思治论》、《留侯论》等，见解新颖，不落窠臼，雄辩滔滔，笔势纵横，善于腾挪变化，体现出《孟子》、《战国策》等散文的影响。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，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。记人物的碑传文如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，记楼台亭榭的散文，如《喜雨亭记》。其写景的游记，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，如《石钟山记》、前后《赤壁赋》，即地兴感，借景寓理，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。苏轼的记叙体散文，常常熔议论、描写和抒情于一炉，在文体上，不拘常格，勇于创新；在风格上，因物赋形，汪洋恣肆；更能体现出《庄子》和禅宗文字的影响。书札、题记、叙跋等杂文，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，所写书札尺牍如《上梅直讲书》、《与李公择书》等，大都随笔挥洒，不假雕饰，使人洞见肺腑，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、开朗、风趣的个性。苏轼写了不少题记、序跋、杂著，品诗评画，谈论书法，总结创作经验。如《南行前集叙》、《书吴道子画后》、等。此外，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，如《日喻》、《稼说》等，写法上能就近取譬，深入浅出，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。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《东坡志林》，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，但未完成，今传本实后人编辑。《稗海》所收《志林》，内容较多，史论而外，还有不少随笔、杂感、琐记，写人记事，言简而明，信笔挥洒，颇饶情致。如《记承天寺夜游》、《记游松风亭》，随手拈来，即有意境和性情。此类文字，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。另有《仇池笔记》，亦系后人辑录而成。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。他热心奖掖后进，培植不少人才。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，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苏诗受到金代诗人、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。苏文长期沾溉后学，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。苏词直到清代，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。苏轼的大量作品，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。

苏轼才华横溢，诗词文赋而外，对书画也很擅长。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，转益多师，自成一家，长于行书、楷书，笔法肉丰骨劲，跌宕自然，同蔡襄、黄庭坚、米芾并称“宋四家”。传世书迹有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答谢民师论文帖》、《洞庭春色、中山松醪二赋卷》等。苏轼论画卓有所见，主张“神似”、“传神”，提出“诗中有画”、“画中有诗”，在画史上很有影响。他善画竹石，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。苏轼画真迹，今仅存《古木怪石图》等。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《易传》、《书传》等。

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《东坡七集》本。包括附录的《年谱》，共112卷。有清末端方校印本、《四部备要》铅印本。从宋代开始，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，较著名的：诗注有查慎行《补注东坡编年诗》，冯应榴《苏文忠诗合注》，王文诰的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《苏轼诗集》。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，明末茅维的《东坡先生全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《苏轼文集》。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《东坡乐府》和今人龙榆生的《东坡乐府笺》。

宋代文学家、书画家。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。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。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。幼年承受家教，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，母程氏也曾“亲授以书”。既长，“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（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）。

生平与思想 嘉佑元年（1056），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，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，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。后因奔母丧回蜀，嘉佑四年始沿长江、经江陵再度赴京。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、兵弱、官冗等政治弊端，写了大量策论，要求改革。

苏轼凤翔任满，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，他扶丧归里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初还朝任职。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，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。如王安石主张“大明法度”，多方理财，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。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，而反对“以立法更制为事”(《策略》第三)；主张“节用以廉取”，而不赞同“广求利之门”(《策别》十八)；他还提出“欲速则不达”，“轻发则多败”，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，因此，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。由于意见未被采纳，请求外调，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地方官。在这期间，他曾经惩办悍吏，灭蝗救灾，抗洪保堤，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，收到了“因法便民”之效。

苏轼不满意变法，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，“不敢默视”，时时“缘诗人之义，托事以讽”（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）。王安石罢相后，何正臣、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，罗织罪状，弹劾苏轼“指斥乘舆”、“包藏祸心”，因于元丰二年(1079)把他从湖州逮捕，投入监狱，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“乌台诗案”。经过几个月的折磨，苏轼侥幸被释，谪贬黄州。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，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，但并未缄口搁笔，他仍然关心现实，同情人民，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。元丰七年，苏轼改贬汝州，离黄州北上时，路经金陵，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。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，但还保持了私交，共游蒋山，互相唱和。

元丰八年神宗病死，哲宗年幼，高太后临朝，次年改元元佑，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，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等职。他不同意司马光“专欲变熙宁之法，不复校量利害，参用所长”。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。苏轼认为差役免役“二害轻重，盖略相等，今以彼易此，民未必乐”（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》），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，元佑四年，出知杭州。六年召回，贾易等人寻隙诬告，苏轼“七上封章乞除一郡”（《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》），先后被派知颍州、扬州、定州。苏轼在杭州，曾减赋赈荒，掘湖修堤；在定州，曾整饬军纪，加强边备。在元佑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，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。

绍圣元年哲宗亲政，新党得势，贬斥元佑旧臣，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，被一贬再贬，由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、惠州，一直远放到儋州(今海南儋县)。尽管当时“饮食不具，药石无有”，条件极为艰苦，苏轼却能“食芋饮水，著书以为乐”。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。直到元符三年(1100)宋徽宗即位，他才遇赦北归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)七月死于常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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